2021年10月6日
香港示威浪潮，
源头是房屋问题？
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在香港示威时，有许多大字报和涂鸦，都在抱怨香港的房子售价和租金太高，屋子面积却十分小。
根据BBC中文网，北京开始向香港发展商施压并非新闻，之前有消息指出，中国官员在一场非公开会议中，向香港发展商表明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，北京不会再容忍垄断行为，要求香港的地产商帮助解决当地的房屋问题。
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内部会议明言，地产商左右香港情况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年7月出席公开活动时，说香港要告别“劏房和笼屋”，希望香港的住屋问题可以改善。
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宣布将启动一个称为“土地共享”的计划，让发展商在它们拥有的土地兴建更高密度的住宅，同时需要让出部分作为公众房屋用途。
这一场角力，最后结果会是如何？
议价空间小
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形容，这是中国“共同富裕”的政策，官方开始向民营企业争取资源，而在香港方面，切入点就是“解决房屋问题”。
在他看来，香港发展商的“议价空间”有限，因为现在的“对手”是共产党政府，不是香港政府。
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锺剑华也认为，香港发展商过去有影响力，主要是因为北京政府的优待，但现在已经改变。
他受访问时指出：“北京与发展商洽谈，要他们识相、要回馈社会，我想第一步都是等这些发展商自动自觉，政府要发展的时候就不要动辄就提出司法覆核。”
如果发展商仍然不配合，那么北京当局可能示意香港政府利用严厉法律手段收回土地，到时候收地赔偿的数目就不是地产商说了算。
为何发展商成箭靶？
香港舆论过去一直有“地产霸权”一说，意思就是指发展商背后的集团同时涉足不同的行业，公共运输、零售、饮食都有它们的踪影。
最经典的例子，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诚，他创立的长和系企业除了建房子，还拥有在香港提供电力的香港电灯、连锁超级市场百佳、香港国际货柜码头、流动电话公司和记电讯等。
香港总劳动人口约380万，但根据福布斯最新资料显示，长和系集团总共有约30万名员工。
另一家发展商新鸿基的情况也差不多，由李兆基、郭得胜和冯景禧创立，旗下公司拥有香港巴士公司九龙巴士、连锁零售店一田百货、流动电话公司数码通等。
在选举上分量大
香港市民不论是日常生活、购物、外出乘车大都难不开当地发展商和它们的附属公司。
这些发展商过去在体制的影响力都十分大。2016年负责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1200人中，有41人属香港五大发展商之一。选委会不少商界相关的代表，过去投票取态会倾向跟随发展商富豪。
不过，港府近期修改选举制度，选委会席数和立法会议席分别增至1500人和90人，但发展商的席位没有随之增加，间接冲淡其影响力。
发展商在香港的政治体制上普遍被视为建制派一员，但过去与北京的关系并不完全密切。
2015年李嘉诚的从中国撤资，被官媒点名批评；2014年“占领中环”云顶，大部分发展商是在新华社批评后才陆续表态，“集体沉默”的情况也发生在2019年的“反送中”示威浪潮。
在这场示威浪潮中，有涂鸦质问：“月租12,000港元（约6441令吉）换来120平方呎（约11平方米）的居住空间，你认为这没问题吗？”
这让北京当局认为，香港年青一辈完全没法负担房子是示威浪潮的社会深层根源。
买不起屋，谁的错？
不过，是否解决住房问题，香港青年就会没有政治诉求？
一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对BBC中文表示，香港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，来自自由被削弱，而非生活经济困境，而香港的土地房屋问题，政府也需负上一定责任，如果北京把责任放在发展商，那只是找错代罪羔羊。
香港有声音认为，可发展土地不足的成因，是政府近年不断卖地，但发展商买下土地后不作发展，待政府宣布地皮附近有发展计划时，令地皮升值的时候，发展商才建房子，并高价出售给消费者。香港社会称这个做法为“囤地”。
香港媒体的资料显示，恒基、新鸿基、新世界和长江实业四家主要开发商现时“囤地”约1.02亿平方尺，差不多占香港总土地面积1%。